揭秘：1969年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始末

揭秘：1969年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始末

原载：《吉林农业·增刊》Ｂ册

目 录

一、 难堪的沉默

二、1969后：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三、国庆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一号号令”

五、周恩来的责难

六、阎仲川的困惑

七、焦点

八、见仁见智说“号令”

九、“号令”余波

一、 难堪的沉默

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亲身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揭批查”运动的人们，恐怕没有人不熟悉林彪所发布的那个著名的“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事件爆发。“号令”的核心内容是，鉴于苏联可能以谈判为幌子，对中国实施突如其来的攻击，要求全军即刻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自“913事件”爆发以来，该命令被诬称为林彪“未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授权，以‘强化战备，抵御敌人突袭’为名，擅自颁布”的行为，实质上被认为是一场篡党夺权的预演。

问题严重，须认真查。

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者——部队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每一位受审查者都在竭力辩白，力求证明自己与阴谋无关。然而，他们也不得不坦承，自己在“路线觉悟”上有所欠缺，革命警惕性不足，未能及时识破林彪的阴谋。在盲目执行林彪指示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已站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边。

无休止的交代、检查与反省，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竟出奇地雷同，仿佛有神秘之手在背后操控。

然而，在这之中，又有多少是出自肺腑的感慨？众多人自始至终对那些权威指令的结论抱有极大的疑虑：

提及号令，有人指责其为林彪“未经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私自发布”。然而，那些对中国革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心知肚明，毛泽东主席原本就是凭借领导武装斗争而崭露头角，他对军事事务的关注程度远非寻常。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他虽可弃国家主席之位而不顾，却始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在此期间，他对军队建设极为重视，严格规定军队重大决策必须向他请示并汇报。甚至对于营级、连级的调动，亦需获得他的批准方才施行。

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

既然号令发布时未获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那么在毛泽东得知后，为何他没有下令撤销该号令呢？

尤其在这些受审查者群体中，不乏那些深知号令形成背后具体背景与过程之人，面对既定结论，他们更是感到迷茫与困惑。

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吐露心声，提出疑问，更无人敢于站出来揭露真相，证实这号令并非阴谋。

他们深知，面对如潮水般汹涌的政治运动，此等行为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招致给林彪翻案的指控，其结局显而易见。因此，保持沉默成了最为明智的选择。

这沉默，是一种无奈的、违背本意的、尴尬的、令人同情的沉默。无数目光凝视，这无声的沉默究竟何时才能终结？

在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切不可忽视“四人帮”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与林彪虽然都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后，关系已相当紧张。

近年来，诸多所谓“纪实文学”频繁提及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被拘押的事件，该案起因于李在窃听黄永胜与叶群讨论江青的电话内容后，向江青写信举报。这一事件生动地揭示了当时林彪与江青之间关系的微妙状况。

叶群、江青、林彪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所见证的激烈交锋，标志着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长期积聚的矛盾终于激化爆发。

从“913”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江青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无忌。在此期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纵“批林”。

他们一方面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盖早年与林彪的关系，摆脱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在军队中根基薄弱，声望不高，便暗中策划，在“批林”运动中挑拨离间，意图扩大个人在军队中的势力与影响力，从而为篡党夺权奠定基础。

秉持着这样的动机与心态，他们在“批林”及清查运动中，实施了一系列极端的左倾做法：

对事，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例如，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罪证遭到批判；

对于那些在军队中高级干部行列中，凡是不合乎个人眼缘者，便捏造罪名，将其诬陷为林彪的死党，进而对他们进行批斗和清除。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一号号令”此类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抱有期望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伴随“四人帮”的覆灭以及对于“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理应顺理成章地解决对“一号号令”等问题的澄清。

然而，此时却又遭遇了新的阻碍；加之“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古训，经过多年如倾盆大雨般的揭露与批判，舆论早已固化；而那些知晓真相的少数人，亦因心有余悸，持续保持着观望与等待的姿态。

岁月如梭，悄然流逝。至1986年，秉承着秉笔直书之光荣传统的我国史学界，首度打破沉寂，对过往所谓的“红头文件”作出了重要的更正。

在1988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并发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预测，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此指示后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正式发布。

然而，编者在该条目末尾巧妙地插入了一段微妙的“但书”：“这一‘紧急指示’引发的震动，各方皆感深刻”。此中对“一号令”发布的必要性流露出一丝保留之情。

“当此同日（注：即10月17日），林彪以‘强化战备，抵御敌方可能的突袭’为由，擅自下达了‘紧急指示’，指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毛泽东主席察觉后，及时予以制止。”

此段文字源自于197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年表》中对其原文有所引用。然而，五年之后，修订稿摒弃了先前的表述。迈出这一步，离不开深厚的求实态度与非凡的政治胆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表述并未在社会层面激起广泛的讨论。即便在诸多领导人的讲话、官方发布的文件、文学作品以及名人的回忆录中，每当提及“一号号令”，依旧频繁地受到严厉批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终究并非官方正式文件。

岁月流转，又历经八年。1994年夏日，吉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一部总计600万字的巨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在书中着重强调“实”字的重要性，认为一部史书，唯有经得起历史的严格考验，方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史册。

本书对“一号号令”的记载实现了新的进展，详尽阐述了该号令发布后我国军队的行动概览。全书以纯粹的客观叙述手法展开，摒弃了任何主观臆断的“但书”。

同月27日，《人民日报》于显要版面刊登专题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编写团队如何在重重阻力与干扰中，去芜存菁，坚守真实记录“一号号令”的过程为案例，高度赞扬了他们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此举引发诸多媒体转载，在业内激起了一阵热议。

当年，那些因“一号号令”而遭受审查的当事人以及知情者们，心中涌动着复杂难言的情绪。他们终于迎来了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刻，然而这一刻的到来，却显得尤为迟缓，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

遗憾的是，仍有部分人士未能目睹这一天的到来，他们背负着不公之誉，带着满腔遗憾，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历经“一号号令”的曲解与正本清源，这一过程不禁引发了那些关注中国历史的正直人士的深刻沉思：

为何一个本应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变得扑朔迷离，持续多年成为热议焦点，错误信息流传，误导了广大民众长达一代人之久？

四人帮”之流围绕“一号号令”问题散布的谎言，集中起来主要是两点：

第一，他们声称，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196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

其次，实施“一号号令”时，并未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事后不得不通过“电话记录”的形式，对毛泽东进行了补报。

在那时，尽管有人对这两点心生疑窦，却无法深入探究真相；随着时光的流逝，事件逐渐被淡忘，又有谁还会细致追究？假若知晓内情的人也都离世，那么真相便无从考证！这恰恰是“四人帮”等人自以为得意的地方。

幸运的是，尽管时光荏苒，距今已逾五十年，当年“一号号令”的核心经办者仍健在，同时，丰富的档案和史料亦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依据，能够详尽地还原“一号号令”发布前后的来龙去脉。

若非存有政治成见，待人们深入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回首审视往昔，方觉先前对“一号号令”的不实之词显得多么荒谬绝伦。

在“一号令”发布的前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呈现？

二、1969后：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要了解“一号号令”的产生背景，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和苏联之间那段不正常的历史。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史上，1969年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一年。

这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大失面子。

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进行报复。8月13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支仅配备步兵轻武器的30多人小分队，在巡逻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有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步兵的苏联边防部队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助战。

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兵力和武器装备对比过于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冒险计划。

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

中国方面及时掌握了苏方动向，并认真研究了防范对策。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苏联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的好战形像，而苏联的种种反华侵略行径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动行动。这不但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出于建立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需要。

在众多的反华叫嚣中，苏联政府于6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最具代表性。

“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

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架势，显然是为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

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继而苏联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情况是明摆着的，在侵朝战争遭到失败和陷入越南战场泥潭之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在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

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与此有大不同，60年代后期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

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冒险性，1968年8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

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苏联作为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

毛泽东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备工作。在军队方面，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特别是调解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维护社会治安，消耗了解放军的很大力量，使战备工作无法落实，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们，无不忧心忡忡。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彻底结束全国的动乱局面。继7月23日针对山西的问题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辞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命令》共提出九项要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作为“造反派”的标志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肆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要求解放军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甚至给予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对惯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没有了上头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

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严厉打击。

这次是自上而下动了真格的。困扰中国多年、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无政府主义，终于得到比较认真的治理。

全国的社会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转，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各级革委会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用于加强战备建设。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以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为中心，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

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却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

9月上旬，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主要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问题达成若干口头谅解。

但在柯西金回国之后，苏联方面却突然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倒退。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方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

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

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

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

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

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

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

接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

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

“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

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

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三、国庆前后——山雨欲来

在那金色的1969年秋季，新中国迎来了成立二十周年的辉煌庆典。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氛围之中。

国庆前夕，惯例性地会公布口号。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共拟定口号二十八条，其中涉及战备主题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增强警惕，捍卫祖国！时刻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在审阅之际，毛泽东仍觉意犹未尽，遂挥毫添上一句。

“全球民众应携手同心，共同抵制一切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尤其是那些以原子弹为手段的侵略战争！一旦此类战争爆发，全体人民应奋起以革命战争之姿，摧毁侵略战争之焰，自此刻起，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此口号绵延83字，早已超越了口号的范畴，更像是一篇精炼的檄文或政治宣言。它鲜明地揭示了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以及他对战备工作的坚定立场与决心。

国庆佳节将至，林彪莅临北京卫戍区某部队及西郊的军用机场进行视察。目睹停泊于地面的战机排列得过于紧凑，他显露出不满的神色。

返回至毛家湾驻地，即刻传唤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温玉成，以及负责作战事务的副总长阎仲川。

步入会客厅，林彪首先对空军忽视敌情意识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下令吴法宪即刻将北京周边机场的部分战斗机转移至安全区域进行疏散。

随后，林彪手持一根长度超过一米的指示棒，指着铺设于地毯之上、标注着部队配置的北京地区高精度地图，关切地询问了北京周边地区的防御布局以及首都节日期间的安全保障措施。吴、温、阎三位分别予以回答。

在交谈之际，一位秘书步履匆匆而入，紧急报告称，侦听部门刚刚接到消息，蒙古方面传来信息，今晚将迎来一场剧烈的暴风雪，情形显得颇为可疑。

林彪对“暴风雪”三字尤为敏感，闻言，他眉头微蹙，目光转向吴、温、阎三人，缓缓开口。

这可能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

阎仲川观察到吴法宪与温玉成都均未作声，遂坦言在抵达此处前，他已了解到相关信息。他透露，自己已派人向气象部门核实，确认今晚蒙古地区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阎仲川的阐释一番，林彪原本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然而，他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要求吴、温、阎三人务必认真分析并深入研究。

苏联若对中国发起突袭，核武器被采用的几率究竟会有多高？

在吴、温、阎即将离去的时刻，林彪郑重地告诫他们：国庆佳节即将来临，此乃关键节点，务必要提高警惕，严密防范，做好应对一切突发状况的准备。

1969年，首都的国庆庆祝活动在看似宽松实则严谨的氛围中展开。

10月1日拂晓，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同惯例般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游行队伍的盛况。入夜，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亦如约展开，场面宏大，气氛热烈，与往年的庆典并无二致。

然而，各相关部门早已竭尽全力，以最恶劣的情景为前提，悄然进行了周详的部署。

空军精心部署，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地上提前安置了一架直升机，确保在紧急状况发生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核心领导人能够迅速撤离至城外的预定指挥点。

我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及遍布各地的远程雷达系统，正持续不断地执行侦察与探测任务。

为了确保在天安门上能够及时接收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特地指派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并配备了几名精干的情报和通信人员，一同前往天安门城楼，以保持与情报部门之间的持续沟通。

国庆佳节已安然落幕。然而，战备措施依旧保持高度警惕，未曾有丝毫懈怠。

一旦苏联对中国发动突如其来的攻击，最有可能和最具威胁性的路径将是从中蒙边境直指我国首都北京。张家口作为保卫北京的关键防御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庆节过后不久，林彪同志便在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等人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对张家口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期间还接见了驻军领导干部，并对部队的战备工作进行了细致检查。

自张家口归来，林彪应毛泽东之托，再度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态势进行深入剖析，并探讨防范苏联实施突发攻击的应对策略。

林彪率先发表意见，他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俄罗斯与苏联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它们曾强行侵占我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展现出了贪婪无厌的敌意。如今，苏联在我国的边界，尤其是中苏、中蒙边境，正集结重兵，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准备，立足于最严峻的形势，做好战备工作。

若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攻击，可能引发何种局势？除了攻击我国核设施外，是否可能针对城市进行打击？

在谈及他对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针对核袭击所制定的防御策略时，林彪援引了毛泽东近期的一番发言：

“将中央领导同志全部聚集于北京并非良策，一旦原子弹袭击，恐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建议适当分散，将部分资深同志安排至外地居住。”

他最终着重强调道：“毛主席的指示，乃是我们抵御敌方核攻击的关键措施。”

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进而对数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以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起点，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帝国俄国对华侵略的历史脉络。

谈及当前的中苏关系，他坚信苏联方面在谈判中缺乏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真诚意愿，苏联领导层的冒险倾向亦不容小觑。同时，他对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表示支持，并就其实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康生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苏联目前已有数个师团入驻蒙古，实则已对蒙古实施了军事控制，此举旨在为日后对中国发起突袭进行铺垫；战事一触即发，紧急疏散行动刻不容缓。

康生发言完毕，会场内瞬间陷入了短暂的宁静。紧接着，江青以娇柔的嗓音突然喊道：

“总理大人，您是否也关注过京剧改革的进展呢？我们面临的挑战确实颇为严峻啊！”

周恩来眉宇间微现皱褶，目光落在江青身上，片刻沉吟，未及启齿。

江青继续絮叨。

“当前，有人竭力诋毁‘样板戏’，这显现出阶级斗争的新趋势。《红灯记》中，李玉和对鸠山进行指责，鸠山气愤地回应称自己‘血压飙升，双手冰凉’，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不禁发笑，导致整部戏剧的演出效果尽毁。这种情形令人难以忍受，难道不应进行整改吗？！”

林彪目睹江青情绪激动，仿佛随时准备与人对峙，便意识到原定的议题已无法继续深入讨论；若任由江青继续发言，会议恐怕将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幸运的是，他和周恩来已经将需要表达的观点基本阐述完毕，且会上并未出现任何异议，于是便果断决定结束会议。

“您是行家，”林彪首先对江青赞誉有加：“若觉得有不妥之处，直接修改即可，无需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阎仲川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携带了部署图，提前将其张贴于显眼处，以便于汇报战备工作的具体状况并回应与会者的疑问。然而，江青的一番搅动，使得他精心准备的资料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依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所签署的指导性原则协议，双方政府随即将商定事项付诸实践，决定自10月20日起，于北京启动边界谈判。在此轮谈判中，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担任团长，而苏联代表团则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担任团长。

我国推测，此次谈判有望为缓解中苏关系，尤其是边界紧张局势的缓和，达成若干共识。然而，苏方亦可能借此机会，以掩人耳目，对中国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突如其来的攻击，因此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毛泽东郑重指出，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领导机构，需在谈判启动前即刻进行紧急撤离。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接见了驻京的人民解放军机关及部队的指战员。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我国首都一切运行井然，社会秩序稳定如常。

毛泽东会见后，火车南赴武汉。

在启程之际，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贵宾说道：

“我先行一步。请代为告知林彪同志，他亦需尽快离京。周恩来，你亦宜尽早离开中南海，前往城外山区。我抵达武昌后，便会立即给你拨打电话。”

10月16日，林彪赴苏州。

在林彪离任之后，黄永胜下令阎仲川迅速组建一支高效的前线指挥团队，并要求该团队在17日之前抵达郊外的山区预定指挥阵地。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一同前往该阵地。

此次行动严格执行了保密规定，参会的各级工作人员于16日午夜接获紧急通知，随即整夜悄无声息地转移。至于他们的家属，在一段长的时间里，都蒙在鼓里，不清楚亲人去向何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亦依既定计划，分别组建了临时工作小组，并入驻与军委办事组毗邻的指定地点。周恩来肩负重任，留守首都北京，全面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十月之时的北京，已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此种局势的形成，首要因素在于时局的演变。多方情报显示，苏联针对我国策划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行动在即。我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更是透露了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确切时间，形势严峻，不容忽视，防范工作势在必行。

紧接着，关键在于我国领导人对于局势的洞察与决断。众多事实显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我国最高决策层在对于局势的认知和决策上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严谨认真、切实有力地防范着来自外部的强大敌意。

事实上，与“九一三事件”后某些资料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并非仅仅是林彪及其同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过高的估计，进而采取了所谓的“过度反应”措施。

这正是“一号号令”颁布前夕的局势与背景。

四、“一号号令”

10月18日，军委前指。

夜幕低垂，约莫20时，阎仲川居住在山麓之地，突然接到黄永胜秘书的来电，催促他即刻登山，商讨公事。

黄永胜居于山顶之巅，彼处曾为林彪所建的一座宅邸。此宅与山下阎仲川的居所相隔大约一公里。

阎仲川气喘吁吁地匆匆赶到，只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已齐聚黄永胜的客厅。这客厅既是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常驻之地，亦兼作临时会议室。

黄永胜手持一张记录纸，阎仲川踏入屋内之际，他即刻直截了当地言道：

“林副主席有几项重要指示，请务必牢记，并及时传达给全体部队人员！”

阎仲川迅速翻阅着那份保密文件。其中，林彪对加强战备提出的几项具体措施跃然纸上。

黄永胜本非秘书或参谋之流，故而他对林彪的指示仅能把握其核心大意。在向阎仲川传达的过程中，他的表述显得不够流畅，逻辑性不足。

在不少环节，他不得不进行详尽的解释与补充，以至于阎仲川难以区分何为林彪的原文指示，何为黄永胜的个人言论。

已完成记录，阎仲川询问：“如何进行下一步传达？”

黄永胜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只需通过电话与他们沟通即可。”

军委办事组成员均未发言。

阎仲川迅速步入位于黄永胜住所相邻的另一座平房内，那处设有作战值班室的地方。

传达林彪的指示至全军各主要单位，绝非黄永胜所言那般轻率，并非仅凭电话“略加提及”即可。为确保首长旨意准确无误地传遍全军，他势必要撰写文稿，一字一句地进行详尽传达。

他稍加思索，随即唤来一名值班参谋，依据他的口述，整理成一份电话通知的文稿。稍作几处修订后，他目光紧盯着稿纸，仿佛自语般轻声说道：“别忘了加上编号。”

值班参谋问：“如何排序？”

阎仲川沉思片刻，随后开口道：“这乃是我们前方指挥部成立以来所发布的首份重要指示，便从‘一号’开始编号，便称之为‘一号号令’吧！”

正是如此，这一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曾被誉为林彪所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其诞生正是源于副总长阎仲川与一名值班参谋的共同执笔！

1969年10月18日，夜幕低垂，时间定格在21时30分。

阎仲川指示值班参谋将稿件送至黄永胜处进行审阅与签发。值班参谋迅速归报，黄永胜的秘书表示：首长近期日程紧凑，睡眠严重不足，身体有所不适，因此今日已提前服用了安眠药物，现已入睡。

阎仲川深知，黄永胜多年来一直依赖药物方可入眠，且用药剂量颇大，不宜再将其唤醒。

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手表上，此时距离苏联代表团踏入国境，只剩下寥寥数小时。若苏联意图发动攻击，那最有可能的时机便在此刻。林彪的指示传达与执行，均需耗费宝贵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虚度。他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决定：即刻将林彪的指示传达至相关部门。

为加速信息传递速度，阎仲川下令迅速复制号令稿件多份。随即，一位值班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以及数名参谋齐力协作，共同通过四部保密电话，同步展开指令传达工作。

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30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期，美帝及苏修等国频现异动。据悉，苏修所谓的谈判代表团计划于明日（19日）抵达北京，对此，我们需保持高度警惕，以防苏修施展诡计。尤其是19日与20日这两天，我们必须特别留意。

二、各军区，尤其是“三北”地区各军区，应即刻对重型武器进行疏散和藏匿，包括坦克、飞机以及大炮等。

三、沿海各军区务必提高警惕，严密防范美帝、苏修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需立即着手加速反坦克兵器生产计划的部署，涵盖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设备（包括无后坐力炮以及八五型反坦克炮）。

五、即刻组建一支高效的指挥团队，进驻战时指挥岗位。

六、强化首长值班，快速了解情况。

执行速报。

鉴于指示源自“林办”，依照规定，我们必须向“林办”汇报指示执行的具体情况；同时，若在理解林彪指示的过程中出现偏差，也能及时察觉并予以纠正。阎仲川特地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应优先将“号令”上呈“林办”。

根据档案记录，"林办"接收到“号令”的具体时间为21时44分。

林彪的指令，经黄永胜与阎仲川两位的转述与加工，其核心精神得以保留，然而在文字表述上，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张云生所传达的原稿标题定名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抵御敌人突袭的紧急指示》。在黄永胜将此内容转达给阎仲川时，提及的是“林副主席的

指示”。阎仲川在整理与润色后，以军委前线指挥部的名义发布，标题又被精简为“第一号号令”。在后续的传抄过程中，部分单位将“第一号”误写为“第一个”。原始指示包含四点内容，而经修改后的“号令”则扩充至六条。

参谋人员依照既定的步骤，先从“三北”地区着手，继而逐步延伸至沿海及内陆地区，依次将指令传达至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等地的军区，以及海军、空军以及北京卫戍区。

情报员们正紧张地传递着信息，而阎仲川亦在紧张的氛围中持续深入思考。

他意识到，这份第一号号令系面向全军发布的统一指令，而对于那些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机关以及业务部门，则需另行下达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首先，这种表述过于宽泛。若把握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失误；其次，尽管第二炮兵部队成立时间不长，装备和作战手段相对有限，然而众所周知，它掌握的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武器。若将相关任务纳入合同或命令，无疑将引发巨大波澜。

因此，他特地为二炮部队颁布了“第二号命令”。

为有效整合与激活各类侦察资源，全面掌控敌方动态，特别向总参二部、三部等相关部门发布了“第三号指令”。

为确保军事系统中各机关与部门均能充分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特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业办公室以及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第四号命令”。

号令已全发，夜已深。

阎仲川，一位资深的参谋工作者，几十年来，他在作战领域的不凡历程，使他深刻体会到肩负的重任，并锤炼出雷厉风行、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审视今夜的工作，他深知其重要性，然而，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这一事务的处理，似乎过于草率。

黄永胜，作为他的资深领导，曾于1952年随着华南军区的撤销，由原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转任中南军区参谋长。而阎仲川当时担任军区作战处（部）的副处（部）长。自那时起，阎仲川便始终在黄永胜的指导下兢兢业业地工作。

黄永胜对阎仲川的信任可谓全然放手、毫无保留。阎仲川虽对黄永胜充满敬意，却在工作中勇于表达个人见解，不盲目遵从指令。

客观而言，黄永胜堪称一位杰出的指挥官。他行事果敢而不鲁莽，擅长策略，精于捕捉战机的时机。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他的表现尤为出彩。

1947年9月，当时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即便面对上级指挥的不足，他依旧能够敏锐地捕捉战场瞬息万变的态势，果断决策。在第9纵队的协同作战下，短短一周内，便两度攻克杨杖子，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三个师，向刚刚抵达东北、担任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原参谋总长陈诚展示了强烈的震慑力。此举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林彪将军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辽沈战役中，黄永胜率领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主力，自彰武地区急行军向南，出奇制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切断了敌军精锐廖耀湘兵团通往沈阳的退路，为全歼该兵团并赢得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再建奇功。

1968年三月，黄永胜接替杨成武，正式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总参谋长肩负着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日常工作纷繁复杂，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黄永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对于今晚所发生的一切，阎仲川感同身受：

林彪所发出的紧急指令，关乎千军万马的动向，甚至可能对全国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黄永胜却对此草率了事，既未细致审阅指示文稿，又早早沉入梦乡，此举实属过于轻率。

阎仲川心中泛起一丝不安，然而，他无暇深究。随着四个指令相继发出，各单位迅速作出回应，请示和报告如潮水般接连而至。

观察号令发布之初的反应，不难看出全军各部在执行命令时态度之严谨。

18日23时15分，广州军区接到命令草稿，军区首长即刻赶往作战室主持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丁盛司令员随即带领军区前方指挥人员依照既定计划，前往郊外的山区指挥坑道。而负责作战的江燮元副司令员则入驻了作战值班室。军区依据命令的精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向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军区空军、南海舰队下达了执行命令的具体指示。至19日凌晨1时40分，军区已将执行命令的情况向军委前方指挥所进行了汇报。

自“9·13事件”发生以来，无论是官方发布的“红头文件”，还是各类史书以及休闲读物，在叙述1969年10月的紧急战备与“一号号令”的相关内容时，无不着重强调“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这固然符合“微言大义”、“以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然而，若仔细考究，便会发现这些记载存在一定的失实之处。

五、周恩来的责难

10月19日夜晚，阎仲川正身处作战值班室，持续关注并掌握各相关单位对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情况。

约莫在二十二点左右，黄永胜紧急召见了我们。会议室中，依旧是昨晚那群人的身影。他尚未落座，便高声发问：

“昨晚你们传的那个演讲稿，为何命名为‘一号’命令？那么‘二号’又是谁的呢？”

黄永胜的质问来得突然，阎仲川一时摸不着头脑，未能即刻作答。

稍作停顿，他解释道，那不过是一个编号，标志着前指发出的首份文件，因此被定为“一号”。此后，还陆续发布了“二号”、“三号”和“四号”的指令。

“为何没有提前告知，防止将林副主席的指导意见传播至各地？”黄永胜继续追问。

阎仲川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线索：看来某些单位可能将林彪的指示传播至地方，从而引发了问题。在军内，涉及内部机密的事项通常不会对外通报，这属于常识范畴，无需特别提醒；然而，若预见到此类信息可能外泄并造成不良影响，适当提醒确属必要。但这一次，阎仲川并未预料到这一点。

“当时这事儿，我们并未提醒他们。”

“那通电话的稿件，若仅以‘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命名即可，无需编号，或者沿用往日的惯例，以‘参作字××号’的形式编号便是。”邱会作紧接着补充道。

阎仲川仍不明白编号有何问题。

“哎呀，你们这事儿处理得实在是有些不妥啊！”李德生语气中带着几分责备地说道。

李作鹏沉默寡言，一贯少言。

没有人讲话了。

黄永胜环顾四周，接着说：“总理有令，让我们通知各军区首长。各位，请各自负责，分头拨打电话通知他们。”

随后，众人依次报出了各自所属的单位。那些未被提及的单位，则由黄永胜负责分配。在通话的空当，几人之间不时交换着交谈。

阎仲川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渐渐拼凑出了事件的轮廓。原来，他们之前因转发林彪的指示而在周恩来面前受到了指责。林彪的指示系内部传达，且为电话录音稿，并未抄送周恩来。

然而，部分军区在接获指令后，鉴于军区负责人同时兼任省革委会主任，便将命令传达给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其中，省革委会的领导层中不乏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人虽已改换身份，却依旧保留着“造反派”的作风，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奉行无条件的拥护，一旦得知消息，便会迅速行动。他们全然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于夜间便将指示内容以大幅标语的形式张贴于大街之上，此举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部分群众因此感到恐慌不已。

西南边境省很混乱。

此类信息系通过地方电报与电话途径上报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众多报告中，林彪的指示被统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阅读后感到极为惊讶。

19日夜间，他召集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就林彪指示的起源与具体内容进行探询，并特别强调了为何将林彪的指示称作“一号号令”的原因。显而易见，他对“一号”这一称谓显得格外关注。

为何需将林彪的指导意见转发至地方，导致不必要的混乱？

此次，黄永胜那粗犷的工作风格遭遇了惩戒，由于疏于审阅稿件，面对周恩来总理的询问，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余四位亦面露难色，无言以对，现场气氛变得极为尴尬。

20日上午，黄永胜收回前晚所发布的四份电话稿，予以仔细审查。

他提问了一个问题：

“林副主席的指令起初仅包含四项，但不知为何如今增至六项？你们似乎将我们工作组的看法与林副主席的指令混淆在了一起！”

阎仲川心中思忖，你在传达时并未明确指出哪些内容属于林彪的指示，哪些则是办事组的观点，更未曾分条阐述。如今，这六条内容确实需要仔细推敲。

他委婉解释，黄永胜沉默。

阎仲川未尝知晓黄永胜是否在审阅完讲话稿后，对周恩来作出过解释。对他而言，解答周恩来的疑问虽非难事，然即便解释得当，问题亦未彻底解决。症结在于，林彪的指令虽仅下达军队，其重要性却不容小觑，且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地方。作为毛泽东亲自指派留守北京、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周恩来理应由军委办事组对此事进行汇报。然而，黄永胜在分派任务时对此却未曾说明。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有意避开了具体事件，这种做法愈发让人感到痛心和忧虑。

10月19日，苏联代表团依照既定行程抵达我国首都北京。自此，双方正式开启了谈判议程。在此过程中，并未察觉到苏方有任何异常举动。

10月20日午后，军委办事组于京西宾馆紧急召集军队各主要单位的首席负责人举行会议。黄永胜在会议中详细阐述了如何全面执行林彪同志的指示，并对指示文件的编号问题进行了重点阐释；同时，他严厉指出了部分单位在保密及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些单位随意将林彪同志的指示传至地方，造成了不良影响。

阎仲川亦莅临了此次会议。他不禁感到惊讶，原来随林彪迁往苏州的叶群，竟在不知何时悄然返回北京，且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端坐于主席台之上。

面对黄永胜对某些单位保密意识不足的指责，叶群忽然插言道：

甚好，予以销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是我们学习的璀璨楷模。”

自京西宾馆会议落幕至“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伴随中苏关系的逐渐回暖，林彪关于强化战备的紧急指令似乎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化；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未听闻对林彪的指令有任何异议之声。

六、阎仲川的困惑

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青年阎仲川

在“9·13事件”爆发之前，阎仲川对中央领导层内部悄然浮现且迅速蔓延的异常状况毫无察觉。尽管中苏关系已有缓和迹象，然而作为负责作战事务的副总长，他的思维始终萦绕着敌我形势。

战备工作连绵不断，他每日均忙得不可开交。无人向他透露“行进路线”，亦无人向他“透露风声”。

早年于东北战线上，他曾是林彪麾下精锐指挥团队中的一员干练职员，对林彪卓越的指挥才华与严谨的工作风格，他无不敬佩至深。调至总部任职后，他对林彪在政治上的忠诚从未有过丝毫质疑，然而，历史的转折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

玩笑。

9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阎仲川以及副总长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一同被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至人民大会堂。

抵达那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扑面而来。周恩来虽显疲惫之色，却依旧神色庄重，端坐于沙发之上。

遇见阎仲川等人，他省略了惯例的客套寒暄，只是微微一耸肩，双手向外一挥，忽然低声说道：“哼，副统帅，竟然逃跑了！”

众人皆愣然。阎仲川的脑海内突然响起一声轰鸣，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的耳闻。

周恩来猛然间投以锐利如电的目光，直视阎仲川，径直呼唤他的名字：

“阎仲川，在你得知林彪逃亡之前，可曾听闻过任何相关消息？”

面对自身的质问，阎仲川却意外地保持了冷静。他轻描淡写地摇了摇头，简洁地回答：“并无此事。”

周未再追问。

随即对总参谋部近期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向几位副总长下达了指令，特别强调要严密关注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态，并严格管控部队，确保一切行动井然有序，杜绝任何混乱情况的发生。

阎仲川迷茫了。

9月24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担任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

阎仲川已明确被纳入代表团成员名单，并且已向越方进行了通报，依然随团踏上访问之旅。他的既定任务是深入越南南方，对越南军民在抗击美帝国主义、拯救国家斗争中的情况开展实地考察。

然而，直至9月28日代表团启程归国之际，却突然接到通知，其任务有所调整，需随代表团一同返国。

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尊敬的领导亲临机场，热情迎接贵宾代表团的到来。当代表团成员们走下飞机，他们并未径自返家，而是被引导至专门的贵宾休息室。

众人刚刚落座，周恩来便神情庄重地面向阎仲川开口道：

“阎仲川同志，中央已作出决定，黄永胜同志将离职进行反省。鉴于您曾是黄永胜同志的得力助手，我要求您务必全面揭露其存在的问题，首要关注的是政治层面，同时也不可忽视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

随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示意地点了点头，便独自踏上了前行的路途。

阎仲川持有异议：接受组织指派成为黄永胜的助手，这是组织决定，作为助手能够胜任工作，有何不妥？

叶剑英首先发言道：“你正值青春年华，才华横溢，只要能够认真检举交代，未来仍有广阔的前景。”

李先念道：“好好交代！”

本次主讲嘉宾为纪登奎与李德生。他们在会上详细汇报了为期半个月的清查进展，主要涉及林彪之子林立果所领导的“小舰队”及其一系列行动，包括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暗算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他们期望阎仲川能够认清当前的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势力明确划清界限，并主动揭露他们的罪行。

自此，阎仲川步入了隔离审查的生活轨迹。他在总参谋部供职了整整2年又4个月，而接受隔离审查的时光则长达7年之久的6个月。

初期的三个月，我们依旧驻扎于机关所在地。自1972年1月起，则迁往北京卫戍区第三师，那里有一支武装班负责对我们进行严格监控。在此审查期间，我们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包括与亲属的联系。甚至我们的住处窗户都被用黑纸严密封堵，以杜绝任何外界信息的渗透。

阎仲川坚信他与林彪、黄永胜等人之间纯粹是寻常的工作联系，并无任何可揭露之处，更无需做出交代。在审查过程中，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之间常发生激烈的对抗。

总参机关曾数次举办由处级以上干部参与的批斗会议，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对阎仲川的“态度”进行整治。然而，参与批判的发言者虽是遵命而行，却苦于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使得连会议的组织者亦感尴尬。鉴于此，大会便不再召开，转而由专案组与他进行小规模的互动。

鉴于阎仲川不愿自发坦白，专案组便针对诸多疑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责令其逐一作出回应。

他仅凭记忆，笔录口述，却能对每年之事的始末了如指掌，专案组对此已无太多疑问。

1973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就阎仲川的疑问提出了指导意见，要求总参谋部党委进行研究：之前是否对阎仲川的问题过于严重化？

若非张春桥紧随其后抵达总参谋部，公然指责“放火烧荒”，认为参谋部在“批林”一事上力度不足，纵容林彪余党，阎仲川或许早已得以“解放”。

阎仲川的多数疑虑已逐一得到解决，然而在“一号号令”这一议题上，却始终未能顺利通过审查。

阎仲川认为：

林彪颁布了紧急战备令，其背后是否存有他意，他并未能洞察一二，这毕竟是林彪的私事。

他承担着传达林彪指示的重任，完全是秉承命令行事。在组织层面，他的行为严格遵守了原则和程序；在政治立场方面，他绝无怀疑的余地，因为这项任务是由军委办事处的五名成员直接下达的。

若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有所失当，首要之点在于编号无需重新从头编排，以免造成误解——这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其次是，在传达指示的过程中，未曾对下属强调保密的重要性。这固然是考虑不周的失策，但实则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境下，所产生的一时疏忽。

第三，未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在此，首先应当由以黄永胜同志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成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他们理应负责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对军委前方指挥所的汇报进行指示，然而他们却对此疏于管理。当然，若当时能更加细致周密地考虑，主动提出建议，或许便能避免后续问题的发生。

阎仲川的上述观点被普遍认为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与本质。

1971年岁末，主管对阎同志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两人在与其交谈之际，郑重而严肃地向他传达了重要信息：

总理明确指出，“一号号令”实为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你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深刻反省，详细交代。

阎仲川问依据何定性质？

“总理曾亲自向主席咨询：是否知晓林彪曾发布过所谓的‘一号号令’？主席回应道，何种‘一号号令’？我未曾听闻。”

“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

即便主席未曾听闻所谓的“一号号令”，即便是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高层，起初亦对这份电话稿的编号一无所知。

面对阎仲川的答辩，我难以提出新的论据进行反驳，因此对话陷入了僵局，无法继续展开。

双方长期对峙。

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案组人员与阎仲川的会面变得愈发稀少。他的问题似乎被搁置一旁，悬而未决。

理应而言，鉴于绝大多数立案审查的问题均已得到排除或查明，而剩余的个别疑点虽存疑虑，却缺乏确凿证据，故而无须继续进行隔离审查。

然而，案件立案虽易，但要将其销案却颇为棘手。“四人帮”肆虐时期，此现象尤为明显。

直至1979年4月，即“四人帮”覆灭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方才得以解除监管之禁锢。然而，仍留有一丝悬念，声称即便归家，审查的程序亦将延续。

又经过三年多的时间，组织方终于指派一位副总长出面，向阎仲川公布了对他的审查结果。

结论虽未明确提及“一号号令”事宜，却对阎仲川在总部任职期间及此前在广州执行“支左”任务中的失误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并指出其中某些错误性质尤为严重。由此可知，对阎仲川进行隔离审查的做法是合理且有充分依据的。

阎仲川随即依照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正式离职进入休养状态。

七、焦点

自“913事件”发生以来，“一号号令”长期被误解为一场“阴谋活动”，甚至被指责为“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其主要依据在于，传闻该号令发布前并未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似乎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执行的。

最早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的，是中共中央于1971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彻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颁布的第24号文件，再度将此议题提上议程。

1969年10月17日，林彪未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意，以“加强战备，防范突袭”为名，擅自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该指示于10月18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首令”的名义正式宣布。

翌日，林彪以“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毛主席随即下令：销毁。

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定性依旧未变，不过增补了若干情节与过程细节。此外，文章也明确指出，在林彪发布命令的次日，他曾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与先前的文件相较，本次修改将林彪发布指示的具体日期调整为10月17日。同时，还特别将“黄永胜等人”纳入了参与“预演”活动的名单之中。

是否曾预先向毛泽东汇报，这成为了对“一号号令”性质界定的重要争议点。至于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发布这样的号令，其实已变得不那么关键。

在林彪发布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军委办事组和前指颁布“一号令”之际，他是否曾向毛泽东汇报此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此的说法也出现了显著的不同。

在“9·13事件”发生的十数年光景里，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各类公开读物，无一不明确指出：未曾有任何报告。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公众陆续在诸多严肃的出版物中发现，诸多曾缄默不语的当事人与知情人，或著文论述，或接受访谈，均证实林彪在向军委办事组下达指示之前，或与之同时，已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部分官方史籍或文献对此选择了回避策略，既未明确否认，亦未予以确认。

自然也有少数当事人坚信未曾上报，例如汪东兴。

不妨审视几位在此次事件中拥有最高权威的当事人及知情者的详细陈述。

首先，张云生担任“林办”秘书，系直接领受林彪的指示，并承担着向军委办事组转达林彪命令的重任。“913事件”爆发后，他陷入了

持续的审查之中。

在他此期间提供的资料中记载，10月17日的午后，他在完成记录林彪的口述指示后，随即依照林彪的指令前往另一栋房屋，将所记下的稿件呈交给了叶群审阅。此外，他还提议在正式发布前，需向毛泽东汇报，并建议对第二炮兵部队的战备工作进行详尽的指导与要求。

叶群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遂与张携手前往林彪的办公室，将张的提议作为自己的观点一同提出。林彪对此表示欣然接受。

叶群随即下令：张需通过电话将信息传达予黄永胜；同时，张应另抄一份记录稿，供叶群使用电话传递至武昌的汪东兴手中，并请汪东兴转呈毛泽东。

在1988年，张云生在其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重申了他在审查期间所表述的观点。

众所周知，张云生颇具聪慧，记忆力尤为出众。在经历审查之际，距“一号号令”的颁布不过短短两三年光景，他对那事件的记忆理应深刻难忘。

部分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时指出，鉴于张云生当时的境遇，其言辞应当格外谨慎。关于林彪是否曾向毛泽东汇报，已有确切史料可查。若林彪明明未曾汇报，却谎称已汇报，他理应知晓此举将引发的严重后果。

“林办”的其他几位秘书私下里曾言，依据他们对林彪、叶群的深入理解，结合在“林办”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们坚信，面对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这样的重大事宜，林彪必定会向上级汇报。

此外，据“林办”及军委办事组众多秘书所述，“9·13事件”爆发前，尤其是庐山会议前夕，汪东兴与叶群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他们之间的“热线”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活跃度。叶群在遇到问题时，常常会寻求“汪主任”的意见，而林彪若需向全军发布紧急指令，叶群只需给汪东兴拨通一个电话，这便显得自然而然。

其次，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将军与肖思科共同撰写的《超级审判》，堪称迄今为止对“两案”审理过程进行详尽记录的佳作。该书披露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记载，决策层曾意图将“一号号令”争议纳入林彪的指控之中，然而，他们发现证据并不充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同样缺乏确凿的定案证据，尤其是缺乏强有力的书面材料。因此，他们特地召集了14名来自军队关键部门的干部——其中多数为师长级——破例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以期从中挖掘出所需的证据。

该书对于查证所取得的成果并未详细阐述，仅以概括性语言提及，决策者们最终一致认同，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诸多问题均存在“定罪依据不足”的问题，故此决定将其“不纳入起诉书范围”。

在参与审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14位成员中，有部分人士事后向阎仲川透露，他们发现了林彪向毛泽东提交报告的相关记录。

第三点，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长期肩负着保障毛泽东同志安全、警卫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管理的重任，始终陪伴在侧，无疑是掌握第一手信息的权威人士。然而，在“9·13”事件发生后，他对其中诸多细节长期选择沉默不语。

“10月19日，林彪通过电话记录的形式，将‘一号号令’紧急传阅，并报告了毛主席。”

“首先，文章送呈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审阅完毕，随即批示道：请主席过目。

送达急件给主席审阅。

毛主席浏览过后，面色不悦，对我指示道：“销毁。”

我以为主席是示意我将那份文件付之一炬，然而我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主席便自行取过火柴，轻轻一划，将传阅的文件点燃，随即化为灰烬。紧接着，他又不经意间拿起文件的外封，似乎又要将其付诸火海……

“那晚，周总理拨通了我的电话，询问道：‘主席是否已查阅了林彪所发的紧急通知？’”

……

林彪、黄永胜等高层得知此情，顿时惊慌失措，随即下令取消了该项命令。

……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是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汪文与张云生的记载大相径庭，究竟孰是孰非，留待众人细细剖析。然而，阅读汪文后，心中不免涌现诸多疑问：

首先，汪文的表述与他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所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的提法存在矛盾之处。

中共中央的文件指出，林彪曾直接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汇报，然而目前情况有所变动，现已更正为系由周恩来转达给毛泽东。

然而，电话记录稿竟被装进信封，成为所谓的“传阅件”递送，更不用说将仅由毛泽东个人审阅的文件称作“传阅件”显得极不专业。或许这仅仅是代笔人因不谙党政机关文电分类格式而犯下的笔误，我衷心希望如此。

其次，汪文似乎有意避开了这样一个关键事实：林彪在接到指示时已身在苏州，而毛泽东则停留在武昌，周恩来则留在了北京处理事务。

须知，若林彪果真先行致电周恩来，并在周恩来处形成“传阅件”，那么要在当天将文件送达千里之外的毛泽东手中，实属不易。更遑论至今，尚无任何官方文件记载林彪曾向周恩来拨打电话一事。

其次，毛泽东销毁了林彪的电话报告记录副本，这一过程仅被汪东兴目击。将此事透露给林彪（以及黄永胜等人）的，自然也是汪东兴本人。

在林彪担任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法定继任者之际，其权势正处于顶峰。那么，汪东兴是在何时、以什么方式、何种语调向林彪和黄永胜传达信息？林彪和黄永胜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表现出慌乱的呢？

第四，汪文指出，“林彪及黄永胜等人”在得知毛泽东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所谓的“一号号令”后，情绪显得颇为不悦，随即迅速“下令撤销了该命令”。

此事纯粹是无稽之谈。无论是中央发布的文件还是严谨的历史文献，都未曾提及此事，令人不解其依据何在。

事实上，“一号号令”在全军严格贯彻执行了半年有余，随后才逐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此，所有当年在统帅部负责此事且至今健在的同志均可提供证言。

第五点，最为令人费解的是，面对林彪关于强化战备的紧急指令，毛泽东不仅表示“不悦”和“反感”，而这一议题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与存续，他却选择了极端的克制与忍耐，始终未采取任何行动。

八、见仁见智说“号令”

关于“一号号令”是否属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说法已被否定，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是否真的有必要发布这样一道命令，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事后的结果看，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对中国大举入侵，是由于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有些惊慌失措，因此“反应过度”惊师动众，劳民伤财。

诸多分析者则将四位老帅对形势的洞察与林彪的相应行动进行对比——

在那年的五月，遵照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派陈毅元帅担任负责人，联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将领，共同对国际局势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书面报告，以供毛泽东同志在战略决策时参考。

历经16轮，耗时近50小时的热切研讨，四位元帅分别于7月11日和9月17日精心撰写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以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篇重要书面报告。该报告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呈递至毛泽东主席手中。

苏联的确存有对华发动战争的意图，并已进行了相应的军事准备。然而，与中国的冲突并非儿戏，它关乎苏联的存亡，苏联并未确信能够战胜中国。加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亦不容忽视。苏美之间的矛盾相较于苏中矛盾更为尖锐，若苏联对中国发起进攻而未能迅速取胜或双方均遭受重创，必将使得美国得以渔翁得利，其后果难以预料。

基于前述剖析，四位元帅坚信苏联不敢发动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

持反对“一号号令”立场者指出，林彪、黄永胜等人以及四位老帅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就战备问题实际上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随着形势的演变，四位元帅的分析与判断已被证明是准确的，而林彪、黄永胜等人的判断与决策则显然是错误的。

另一种观点主张，以是否爆发战争来评价所采取的战备措施是否妥当，看似合乎逻辑，实则陷入了机械论与形而上学的误区。探究战争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如同验证数学公式一般简单、固定不变。

战事之启或止，规模之巨细，往往并非自起始便已注定，而是敌对双方乃至多方诸多因素交织作用、持续演变之结果。

历史经验昭示，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存之际，若一味地将希望寄托于和平，往往难免遭受重大损失。世间不乏某些国家历经百年未见战火，然而，他们抵御外敌入侵的警惕性却始终未曾降低。

观察结果，百年筹备却百年无战，实乃巨大的浪费。然而，须知这看似不必要的挥霍，正是避免战争爆发的重要保障。古今中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军营中流传着一句久经岁月的诙谐之谈：备战又备战，实则备战而未尝一战。

此言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备战与战争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联系。战争自有其独特的法则，我方作为战略防御者，时刻枕戈待旦，严阵以待，敌人却始终未至；而若我们放松警惕，无意战事，敌人却忽然逼迫我们开战。这种矛盾而又符合实际的状况，恰是战争常态。

此外，不妨援引一些近期国外陆续推出的关于回顾昔日中苏关系的文章。

譬如，在苏联前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的回忆录中，他以《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详细记载了苏联领导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策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过程。

这些文献至今阅读仍能激起内心深处的波澜。在那个时代，身处要职的人对于此类情报绝不敢有丝毫懈怠。

即便当时他们四人几乎置身于边缘位置，被视为“靠边站”，然而，尽管他们预测“苏联不会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却依然齐心协力地认为“中央加强战备的决定至关重要，绝不能丝毫懈怠。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

有人不禁好奇，苏联谈判代表团为何一抵达中国，林彪便将其与“突然袭击”相提并论？他为何频繁强调防范敌人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

此情此景，或许与他个人的亲身遭遇息息相关。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起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在德国机群轰鸣的引擎声中，伴随着炸弹坠落的尖利呼啸，林彪当时正身处那里求学、疗伤，这些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回国之后，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这段难忘的经历。

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

首先，探讨政治与军事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分析经济发展对军事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再者，审视现代战争中突袭战术的应用及其相关问题。

刘兴元被指派牵头组建一个临时写作团队，负责搜集并整理相关资料，旨在为1960年1月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提供支持，以便研究并拟定新的战略方针。

三篇论文共计超过十万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相关材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他的一位参与撰写“突然袭击”专题的参谋向他详细讲述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情况。

1961年五月，林彪委派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会议重点探讨了应对敌人突发袭击的策略。

1962年，林彪下令在总参谋部及各军区、海军、空军作战部门设立“防突办公室”。据林彪所述，其职责便是专注于对蛛丝马迹的深入研究，旨在提前洞察敌人可能发动的突发袭击迹象。

自1969年中共“九大”落幕至国庆佳节临近，中苏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对峙形势，仿佛正逼近一触即发的临界点。应林彪元帅的指令，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派遣参谋阎洪滏前往“林办”协助工作，他的职责便是直接向林彪元帅汇报主要敌对国的最新动态。

阎洪滏被林彪指示，需深入探究的核心议题是：苏联是否有可能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

“913事件”后，阎洪滏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显而易见，林彪发布那道紧急战备指令，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其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关于林彪是否如某些评论所提及，他下达加强战备的紧急命令，是基于对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还是敌人即将发动攻击？不妨听听林彪本人是如何阐述的——

9月30日，林彪在接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讨论国庆节期间战备工作时，便即刻阐述了他对当前形势的总体判断及坚定决心。他明确表示：

这场战斗似乎有八成不会爆发，然而，我们仍需做好八成可能开战的充分准备。

在此问题上，林彪与陈毅等四位元帅的见解并无明显差异。

谈及战备事宜，我们不可忽视周恩来在此领域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关注并参与战备工作，既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系，亦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连。

在党的初创时期，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内军事工作的核心领导。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最高领导地位的稳固，周恩来亦随之成为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得力助手。

林彪在就任国防部长之际曾言：此任国防部长之责，实则半数由总理代为承担。

“913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对军事事务处理细致入微，其要求严格，注重效率，偏爱直接深入核心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模式。

随着中苏两国政府决定开展副部长级别的边界谈判，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在10月初汇编了一份详尽的资料，内容涵盖了希特勒德国对波兰的闪电战、苏联对珍珠港的袭击以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经过。该资料特别强调，德国与日本在发动攻击前均以外交谈判为幌子。

阎仲川对该材料予以认可，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随即指示总参谋部防突办为其添加了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随后，该材料被复印并呈送至中共中央及军委办事组的各位领导手中。

周恩来审阅完毕后，随即追加索取了三份副本，指示外交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参考。与此同时，他亦对总参谋部情报部下达了指令，要求该部门在每日上午8点前，向他提交一份书面形式的最新情报报告。此一举措持续了数月之久。

在同林彪发布紧急战备命令的当日清晨，周恩来同志亲自致电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就首都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配置状况以及遭遇突发状况时的应急预案进行详细询问。

吴忠进行了简要汇报。卫戍区不仅在首都机场，而且在众多军用机场周边，部署了多团装备齐全、人员充足、能够迅速投入作战的地炮、高炮、坦克以及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均已制定了应对空袭和空降的反制预案，具备应对较大规模突发情况的能力。

周恩来叮嘱道：

务必要确保万无一失。汲取布拉格事件的深刻教训，尤为关键的是，务必稳固掌握机场的调度指挥权。无需过多兵力，而应确保队伍精干高效。

务必留意，我方不应率先开火。因此，部队需做好双线准备，需配备一些棍棒等冷兵器，并精选擅长武术的战士来执行此任务。

所言布拉格事件，亦即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集结大批空军兵力及坦克、摩托化部队，采取突袭策略，对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军事接管。在地面部队进驻布拉格之前，苏军先行通过欺诈手段派遣伞兵占领了布拉格机场。

这一事件虽已过去整年，周恩来先生依然记忆犹新，他心中深恐苏联方面再度故技重施。

接听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后，吴忠即刻将副参谋长邱巍高紧急召唤至旁，对他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并责令邱巍高亲自到现场指挥落实各项措施。随后，吴忠将周总理的指示及其执行进度向总参谋部作战部进行了详细汇报。

阎仲川接获报告后，随即指令作战部一位处长亲自赶赴现场，对卫戍区部队执行周恩来指示的具体情况展开细致检查。

这些事件揭示了，在1969年战备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周恩来与林彪不仅在全力推进战备工作，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竟然惊人地一致，达到了无需商量的默契。

九、“号令”余波

林彪关于强化战备的紧急指令在全军范围内得到严格遵循与全面执行。自指令发布以来，全军迅速启动紧急疏散机制，野战部队中的95个师及近百万兵力，配备有4000余架飞机，600余艘舰艇，以及大量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各种运输车辆，均迅速投入到战备状态。

事态突然而来，毫无准备，转眼间“三北”地区已步入初冬时节。众多部队不得不露天扎营，其间的艰辛程度，不难想象。

中苏两国在边界谈判上，由于双方的认识与立场存在显著分歧，甚至苏方否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导致谈判自始至终陷入僵局。

这场谈判时断时续，历时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更迭数任，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自1978年7月起，谈判干脆转为无限期休会。

然而，随着谈判的启动，两国间的紧张局势逐渐得到舒缓，边界地带亦未再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令之后，理应依据形势的演变，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正与调整。然而，统帅部在此方面的指导却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三北”地区的部队在漫长的寒冬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随着新年的到来，南方部队又在连绵不断的阴雨中艰难地度过了一段时间。重型装备在野外长期停放，维护保养的难题愈发凸显。直至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才正式发布《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准许疏散的部队与重型装备分阶段有序回归营区。

此次紧急战备行动之规模宏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实为朝鲜战争以来所罕见。其功过是非以及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即便在事件发生后很久，仍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是所谓林彪准备将密云水库放水问题。

1969年10月18日夜晚，值班室在传达林彪的指令时，突然接到张云生的来电，他转达了林彪的询问：若密云水库遭受轰炸，其溢洪对北京城将造成怎样的损害，是否能够实施某些预防措施以应对？

阎仲川在听取值班参谋的汇报之后，鉴于对水库情况的陌生，遂下令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取得联系，并恳请其提出相关意见。

吴德在聆听总参谋部所提问题后，深知其重要性。在与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深入探讨研究后，他随即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需派遣责任干部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与研究，并据此提出具体的建议。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随即派遣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忠，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水利领域的专家学者，迅速赶赴现场。众人很快便达成了共识：

尽管密云水库的库容量高达43亿立方米以上，然而，由于水源地常年遭受干旱少雨的困扰，实际蓄水量仅有21亿立方米，这仅仅相当于“半盆水”。即便大堤遭受破坏，对北京地区也不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作为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供给地，密云水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除非情势万般无奈，否则不宜轻率放水。

军委前方指挥部在将北京市的反馈报告递交给林彪后，并未收到他进一步的指令。

在“913”事件之后，有人揭露林彪曾草率地提出放水密云水库的建议，幸得周恩来总理及时制止。

有说法甚至言及，林彪意图放干十三陵水库之水。尽管十三陵水库声名显赫，实则不过是一座库容仅6000余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其蓄水量常常低于最低水位线。此水对北京并无实质性威胁。

其次，涉及北京众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外地疏散事宜。

有人认为是林彪捣鬼所致。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正是秉承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髓，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十月中旬特地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研究并作出具体部署。

为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0月17日，周恩来借多位领导人在新建成的首都体育馆观摩体育表演之际，在演出结束后，于休息室中分批次会见了若干资深中央领导人。此次会面者包括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同志的决策，并详细说明了每位同志的安置地点。他明确要求全体人员务必于10月20日或稍后时间，撤离北京。

周恩来特别指出，他已分别与相关省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确保为他们妥善安排住宿与生活；至于这批老干部疏散的详细组织事宜，包括专机与专列的安排，均由中央办公厅全权负责。

徐向前将军与聂荣臻元帅均未出席那场体育晚会，周恩来总理特地委托陈毅元帅于翌日清晨，在紫光阁进行了专门的传达。

上述过程显示：

首先，此次疏散的决策权，源自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共同决定，而非林彪。

其次，从时间顺序来看，疏散老干部的决策先于林彪发布战备指令，当老干部们接到疏散的命令后，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尚未接到林彪的战备指示。

第三，就疏散的组织工作而言，周恩来同志担任总负责人，而具体主管机构则由汪东兴同志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来领导。在此过程中，林彪同志及其军委办事组并未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若进一步审视林彪的战备指示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并未涉及中央领导干部疏散事宜。而且，该指示也未向党政系统发放。

因此，北京众多领导干部的疏散行动，与林彪所发布的战备紧急指示并无直接关联。

自“913事件”发生以来，官方文件率先作出表述，随后在众多史籍与文学作品中也广泛流传，将老干部的撤离以及“五七干校”的设立等举措，均归因于林彪发布的战备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被认为是林彪为谋取篡党夺权而采取的手段，旨在将老干部驱逐出北京。

尽管近年部分史书尝试更正过往的错误记载，成效却颇为有限，众多书刊依旧坚守着陈旧的见解。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0年大事记》一书中，军事科学院的编辑们不仅确认林彪的行为属于“擅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一指示导致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迫离开北京。这一事件实际上被视为林彪篡党夺权的预演。

此书的编者似乎并未察觉，在林彪的战备指示正式发布之前，刘少奇、陶铸以及其他若干遭受审查和羁押的领导干部，实际上已被中共中央下属的各个专案小组秘密从北京转移。

特别是一位当年被疏散出北京的老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但声称他是受林彪迫害离开北京的，而且为疏散到广州的朱德和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鸣不平，讲了一些他们在这些地方受刁难的情况。

鉴于该资深干部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言论在史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经过众多史学工作者不懈的考证与研究，他们最终公开发表了对其观点的否定。

历史，终究是历史。无论历史本身，抑或是那些致力于探究历史真相的人们，都必将不屈不挠地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漫长而曲折。本文亦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